董仲舒與漢武帝：儒政關系中的君臣離合
作者：鄧紅
來源：《孔子研討》2022年第4期
摘 要：董仲舒作為“百端之學”中的一介儒學者，在漢武帝的號召下成為了眾多獻策進言者之一，因獻策獲得漢武帝的欣賞而進進了體制之中，當了一名儒臣。在董仲舒與漢武帝的關系中，漢武帝是因，董仲舒是果，武帝擁有絕對的主動權和選擇權。董仲舒在《對策》和著作中為漢武帝設計和供給了君權天授、天道化綱常倫理和儒者治國的計劃與藍圖，企圖將漢武帝指向的“年夜一統”體制神圣化、系統化、恒久化。這是他在“年夜一統體制眼前的主動選擇”，是儒家“學而優則仕”人生價值的最年夜實現。他個人的命運在他奉侍的軌制眼前卻沒有自我選擇的余地。
摘要：董仲舒；漢武帝；年夜一統；儒家；歷史首創
作者簡介：鄧紅，男，1958年生，重慶合川人，文學博士，japan(日本)北九州市立年夜學文學部傳授，博士生導師，重要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哲學史、中日文明交通史。
董仲舒與漢武帝，一個是曠代純儒，一個是雄才粗略的天子。董仲舒為漢武帝進獻“天人三策”立下奇功，卻只被封了一個相當于處所當局秘書長的江都國相，甚至寫下《士不遇賦》。武帝畢竟重用過董仲舒沒有？假如有，為什么董仲舒未能名列三公。假如沒有，董仲舒在退休后，武帝為什么在進行嚴重決策時，依然一向派朝臣前往征求他的意見?上面想通過四個方面的考核，論述董仲舒對漢武帝有什么樣的貢獻，本身自己有些什么樣的缺乏，廓清董仲舒與漢武帝的真實關系
。
一、時代佈景和漢武帝的歷史首創
董仲舒（前192年?—104年?）【1】生涯的時期，年夜致和漢武帝的治世（前141—前87年）的後期和中期有所交集。董仲舒的哲學思惟作為時代的精華，是武帝時期的政治、社會、文明和思惟等各個領域的集中表現。
漢武帝時期，是漢代歷史的一年夜轉型期，也是二千來中國政治軌制發展史上的一個至關主要的時期。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樹立起了史無前例的年夜一統帝國，開創了一種嶄新的皇權專制軌制。這種集一切權力于一人的中心集權軌制，皇權至上，壟斷全國一切資源和財富的分派，對政治、經濟、軍事、文明、思惟各個領域進行全方位的掌控。可是秦朝在統一之后，未能樹立起一套與之配套卓有成效的管理體系，只是一味地繼續實施和統一進程同樣的高壓統治和窮兵黷武政策，也即陸賈所謂“立刻得之”而“立刻治之”。秦始皇集全國一切的財力平易近力，應用絕對暴力的手腕，企圖將這個年夜一統帝國和這種天子一人絕對專制的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政治軌制“傳之無窮”，結果事與愿違，虐政暴治導致全國叛亂，二世而亡。
通過連年不斷的戰爭才獲得秦帝國的遺產的漢高祖，汲取秦王朝的教訓，在漢初的社會里實施了“休養生息”的政策。以“黃老之學”為統管理論基盤，其政治姿態被稱之為“無為之治”，但此中也摻雜有先秦儒家的德治主義理念以及法家式的法治體系。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和“文景之治”，社會安寧，財富增添，也積累了眾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中最重要癥結在于對內皇權羸弱，諸侯尾年夜不失落，法制不克不及令行分歧，思惟不克不及統一看齊；對外匈奴頻繁進侵，邊疆求助緊急，已經威脅著漢帝國的存亡生死。就在此時，具有雄才粗略的漢武帝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由于有包養故事了文景之治留下來的雄厚物質基礎，社會處于相對安寧狀態，再加上漢武帝的個人才幹和茂盛的性命力，武帝開始著手解決漢初留下來的各種遺留問題，盼望找到一條介于秦制和“無為之治”之間的中間路線：既要漢承秦制，又不克不及繼續秦朝的虐政，也不克不及繼續崇尚黃老搞無為而治；既要完美中心集權專制軌制實現對內對外的“年夜一統”，又要理順天子一人專制軌制下天子和平易近眾、百官和諸侯的關系，讓平易近眾和百官們自覺自愿地蒲伏在天子一人座前，“授命而海內順之，猶眾星之共北辰，流水之宗滄海也”【2】，實現一種“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王霸間雜體制。為此，武帝周全轉換了高祖以來的歇息生養政策，開始指向“年夜一統”體制：對內削藩，剝奪諸侯的權力，加強中心集權；減弱丞相的權力，擴張皇權；對外討伐匈奴，奪取西域，開疆拓土。
那么，董仲舒對漢武帝樹包養網ppt立這一“年夜一統”體制做出了什么樣的歷史貢獻呢?
有名史學家夏曾佑在其名著《中國現代史》中曾指出，漢武帝在其統治期間辦成了建元、舉賢良樸直、包養價格獨尊儒術、征匈奴、開朝鮮、開閩粵等十二件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開創性的年夜事【3】。從這十二件年夜事來看，和董仲舒直接有關的有兩件，即第二件“舉賢良樸直”和第三件“專用儒家”；和董仲舒間接有關的為第八件“以儒求為利祿之途”和第十二件“造歷”改制。可見和董仲舒有關的有四件年夜事，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可包養女人謂功勞顯著。
二、董仲舒的歷史功績述評
這一節想對與董仲舒有關的四件年夜事加以具體論述。
（一）關于“舉賢良樸直”
舉賢良樸直是為中心集權軌制供給源源不斷的權要來源的主要辦法。
漢代立國之初，“另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元勳”【4】，武力元勳是公卿的重要來源。到了文景時代，公卿的來源年夜多以公卿的第二代為主。其次是外戚，如景帝時丞相（先為御史年夜夫）陶青為高祖元勳陶舍之子，景帝三年平定七國諸侯之亂的太尉周亞夫是周勃之子。文帝時的車騎將軍薄昭、景帝時的年夜將軍竇嬰則都是外戚。外戚亦是西漢公卿最主要的來源之一，諸呂叛亂便是外戚造反，最后西漢也滅亡在外戚手中，此是后話。只是外戚人數無限，又根據和天子自己的姻親疏密關系的變化而變化，沒有規律性可言。而元勳和元勳之后年夜多桀驁不馴，是從內部顛覆皇權的僅次于外戚的年夜威脅，漢朝進進第三代第四代后，元勳之后年夜多被整治削國。所以權要的來源要另開除外戚之外的渠道，此中舉賢良樸直是最主要的辦法。
舉賢良樸直開始于漢文帝。文帝二年，因發誕辰食，文帝下詔要“舉賢良樸直能婉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5】，開始了察舉選官的軌制。文帝十五年時，文帝“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婉言極諫者，上親策之”【5】，又進行過一次察舉。文帝時的兩次察舉，挑選的都是能夠“婉言極諫”之人，且都是在已經任職的仕宦中進行，范圍較小，未能成為一種廣泛應用的軌制。
漢武帝把尊儒和察舉結合在一路，加強了儒生群體與權要軌制的結合。漢武帝即位后，很快就開啟了通過察舉來重用儒生的嘗試。“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樸直婉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6】不單舉賢良樸直，也開始了流放黃老之學的動作。關于《賢良對策》的年次，有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和元光五年等說法。假如取建元元年的話，罷免“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則可視為《對策》中董仲舒提出的“獨尊儒術”建議而采取的具體辦法。
關于“舉賢良樸直”方面的辦法還有置五經博士。博士源于戰國，秦漢繼之。博士最後的職務重要是掌管圖書，通古今以備顧問，并不限于儒家。建元元年設立的五經博士，為《易》《書》《詩》《禮》《年齡》，每經取一家，每經置一博士，各以家法傳授，故稱五經博士。置五經博士，其他非五經博士都被罷黜，博士之職為儒家獨占。
就在建元六年，發生了一件事關董仲舒命運的年夜事。這一年春仲春乙未，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發生火災：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門生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年夜愚。于是下仲舒吏，當逝世，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7】
董仲舒暗裡推說災異緣由，結果遭到懲罰。此后董仲舒不敢再談論災異方面的工作，但足以證明董仲舒在建元六年前后已經登上了歷史舞臺。元光元年（前134）《漢書·武帝紀》還有“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的記載。可說自《賢良對策》以后，舉賢良樸直就和“獨尊儒術”及“以儒求為利祿之途”結合起來，為“年夜一統”政權供給了大批的人才，是為中國歷史上科舉制的雛型。
（二）關于“專用儒家”
專用儒家也即“獨尊儒術”，此中有這樣幾個內容：一是儒家代替黃老之學成為正統之學，二是儒家本身的政治化改革，三是樹立教導軌制和考試軌制，從體制上完成“學而優則仕”的架構，為中心集權軌制源長期包養源不斷地供給有知識的仕宦。這三點集中體現在《漢書·董仲舒傳》的《賢良對策》里，所以有需要對《對策》的內容進行一番梳理。
起首我們來梳理一下武帝在賢良對策中提出了些什么問題，董仲舒做了若何的回應。
1.改朝換代改制的根據是什么？（三代授命，其符何在？）董仲舒的答覆是：
天之所年夜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授命之符也。全國之人齊心歸之，若歸怙恃，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進于王船，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授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對策一）【8】
認為王者授命于天，授命之符為各種各樣的吉祥，如周之白魚赤烏等。這一切都是人力所不克不及擺佈的，而要看上天的意愿、人心的背向等等原因。
2.天象災變的緣由是什么？（災異之變，何緣而起？）董仲舒的答覆是：
國家將有掉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甚至。（對策一）【8】
認為災異是對國家或王者掉道之敗的譴告。所謂掉道之敗，則是指王者“殘賊良平易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高低和睦，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8】也就是惡政導致陰陽掉調、妖孽叢生。在《漢書·五行志》中，記載了許多董仲舒運用陰陽之道對歷史上的災異進行的解釋。
3.人道的善惡、生命的夭壽的最基礎道理是什么？（生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董仲舒的答覆是：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熏陶而成之，不克不及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對策一）【8】
認為人命為天賦予的號令，人道是天賦予的素質，情欲是生成的欲看。每個人生下來時命、性、情紛歧，需求圣人通過教化來把持調教，包養網單次以扼制人的欲看。
4.實施什么樣的政事才幹贏得人心，讓平易近眾的生涯和樂安寧？（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蒼生和樂，政事宣昭）董仲舒的答覆是：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成任以治世，猶陰之不成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對策一）【8】
認為王者的治道應該法天，或許說是秉承天之生生年包養行情夜德，所以要“任德教而不任刑”、“德主刑輔”。認為不順于天也即和天對著干反著干的工作，是現代的圣王們不屑作的，盼望漢武帝惹起警戒。
5.天子若何修養德性、實施什么樣的政策才幹獲得上天的保佑、鬼神的庇護?（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冷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董仲舒的答覆是：
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對策一）【9】
認為天道體現著儒家的五常道理。認為王者應該約束本身的言行，不可惡政，使之符合儒家的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這樣就可以“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才幹維持本身的統治，實現政權的長治久安。
6.從堯舜到秦代，雖然實施的政策紛歧樣，但都盡了最年夜的盡力了，為何獲得的結果紛歧?（夫帝王之道，豈分歧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換言之，帝王之道背后有沒有共通的道理和規律？董仲舒的答覆是：
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冷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對策三）【9】
認為天是萬物之祖，通過各種天象來顯示仁愛無私之年夜德。這樣的年夜德是各種各樣的帝王之道背后的最基礎原則，不克不及違反改變。順便說一句，這個問題是武帝第二次策問提出來的，董仲包養情婦舒在“對策二”中答覆得欠好，所以在“對策三”中對本身的思緒進行了收拾后再加以了答覆。
7.在管理亂世時，怎樣才幹獲得真正的賢才，應用有賢能的人。（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百姓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包養管道淆，未得其真。）董仲舒的答覆是應該廣開賢路，讓“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平易近之賢者”，在此之上：
故養士之年夜者，莫年夜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來源根基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霸道往往而絕也。臣愿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全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俊秀宜可得矣。（對策二）【9】
認為設太學養士是培養人才的最基礎途徑，因為廣開賢路舉賢良樸直畢竟只是在現有的人材中進行選擇，選出來的人“以富訾未必賢”，其知識結構品德品質并紛歧定優秀，所以應該“養士”，采用優秀的教師加以定向培養，就可以獲得“俊秀”之才。
8.為什么管理全國之“道”恒久而不易？（夫三王之教所祖分歧，而皆有掉，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董仲舒的答覆是：
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道之年夜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年齡》年夜一統者，六合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對策三）【9】
再次強調霸道出自于天道，認為年齡是天意的顯現，王者秉承天意統治人間，就必須奉行天道天意，遵守《年齡》的原則和理念。
以上八個問題都是事關若何執政、怎樣才幹執好政的最基礎性提問，不單單是“年夜一統”帝國長治久安的哲學問題，設問的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現實政治，從古到今，上天及地，總之是關于若何才幹獲得上天的愛戴、陰陽造化包養甜心的機密是什么、鬼神庇護的條件是什么等等包括神學性、宗教性的命題。因為“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在現代的國家政治和社會生涯中，神學和宗教問題畢竟比哲學加倍主要，事關皇權的奧秘性、公道性、正統性、恒久性。其要點在于“天”和“道”的不受拘束轉化，也即“天”和儒家倫理品德一體化構造，分而言之則是“天神的儒家境德倫理化”和“儒家境德倫理的天道化”【10】。
在董仲舒的思惟體系中，“天”是天然之天、神靈之天和品德之天的聚集體，是群物之祖、萬物之本、百神之年夜君。王者稟受天命，奉行天道天意，才幹獲得在人間的符合法規統治權。所以他說“皇帝授命于天，諸侯授命于皇帝，子授命于父，臣妾授命于君，妻授命于夫。諸所授命者，其尊皆天也。”【11】天的至高無上性，具有君權神授的權威，能夠賦予君王統治的符合法規性和公道性。而這樣的天命論，又來源于《尚書》中一脈相承的天命論和圣王授命傳承體系，賦予了歷史傳承之符合法規性。這就是“天神的儒家境德倫理化”。
另一方面，董仲舒說“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可”【12】。也就是天通過六合陰陽顯現天道，而天道不是別的，就現實政治而言是“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就歷史規律而言是《年齡》的原則和理念，就“天”的天然顯露而言是包養ptt“布德施仁，設誼立禮”。所以君王一旦獲得了符合法規的統治權后，不克不及胡作非為，而要使本身的言行和施政合適儒家的五常之道。就這樣，五常之道也就同等于天道了，意味著儒家獲得了天命的判斷權息爭釋權。這就是“儒家境德倫理的天道化”。
總而言之，董仲舒認為天道即“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向漢武帝提議以儒家的五常之道作為皇權專制軌制的意識形態，以作為統治全國的思惟兵器。武帝采納了這一建議，愛崇儒家代替黃老之學成為正統之學。另一方面，儒家境德倫理的天道化則標志著儒家完成了自家的政治化改革；太學軌制的樹立和察舉軌制的完美，則從體制上保證了“學而優則仕”得以實施。儒家從此和皇權專制軌制結合起來，成為了統治集團的官方哲學和奧秘外套。
（三）關于“以儒求為利祿之途”
“以儒求為利祿之途”開始于獨尊儒術。獨尊儒術是董仲舒在《對策》中向武帝建言的：“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式可明，平易近知所從矣。”【12】董仲舒認為獨尊孔子之術的好處在于可以統一軌制法式倫理品德，使平易近眾更好地服從于政治軌制。獨尊儒術的第一個辦法是後面提到的武帝建元元年采取的廢除黃老之道辦法，認為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所有的加以罷黜。
隨著董仲舒的建言，各種尊儒的動向不斷活躍起來。起首是設立五經博士，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博士之職為儒家所專有。其次是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13】，又詔賢良對策，錄用了董仲舒、公孫弘等儒臣。再就是後面提到的董仲舒建議設太學以養士。元朔五年，漢武帝設太學，又批準了公孫弘的請求，為博士置門生員。
五經博士屬于學官。再就是儒生開始進進權要系統。元光元年開始舉孝廉，儒生當官的漸漸變多起來。“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12】。根據黃留珠師長教師【14】的統計，兩漢的孝廉234人，此中儒生和儒官分別占32.1%和13.2%，加起來是45.3%，快占權要比例的一半了。
“學而優則仕”是原始儒家思惟的“出仕”幻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全國”是學子們的學習動力，是儒生們的存在意義和社會責任。可是到董仲舒之前，還只是逗留在幻想和號召的層面，沒有實現的機制和渠道。董仲舒建議設太學和學校包養感情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開啟了儒生進進權要體系之路。“以儒求為利祿之途”一方面使儒生們的幻想有了實現的能夠和途徑，另一方面也為漢武帝的皇權專制軌制源源不斷地供給了優秀權要人才，使得漢武帝的武功武功有了靠得住的人才資源。
《漢書·郊祀志上》有：“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矯正朔，服色上黃。’”【15】說的是秦始皇得全國后，認為本身的豐功偉績超出前代，一切都要從頭制訂。《史記·秦始皇本紀》載：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初一。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為步，乘六馬。改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后合五德之數。于是急法，久者不赦。【16】
號始天子、自稱朕、命曰“制”、令為“詔”，并接收五德終始說，認為本身克周之火德而為水德，著手矯正朔（建亥正，十月為歲首），定軌制（書同文、車同軌等），換衣色（尚黑），樹立了剛毅戾深、毋仁恩和義的絕對皇權專制軌制。
到了漢代，為了給本身尋找代秦建國的歷史必定性、政治符合法規性和宗教神靈性，從高祖伊始延續五行終始說的邏輯一向在尋找本身的位置，但到武帝初年為止，漢初的天子們都沒有完成這個系統工程，留下了許多遺憾，甚至成為一種夙愿傳說。如《漢書·律歷志上》有：“帝王必矯正朔，換衣色，所以明授命于天也。”【15】這與其說是一種歷史規律，毋寧說漢代開朝以來的目標。
作為一代“儒宗”、又是陰陽五行年夜師的董仲舒，在這方面走在了時代的最前列。在他的著作《年齡繁露》的《楚莊王》《符瑞》等篇章中，留下了許多這方面的理論，更有專文《三代改制質文》周全論述這個問包養妹題，其曰：
王者必授命而后王。王者必矯正朔，換衣色，制禮樂，一統于全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包養留言板王者授命而王，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六合，故謂之王正月也。【17】
系統地闡述了王者必須秉承天命才幹獲得正統的王權。王者以矯正朔、換衣色、制禮樂來一統全國以明確向全國明示本身是真命皇帝，并提出了“質文”“三統”“四法”之類的具體計劃。
同樣在《對策》中，董仲舒也兩次提到了改制問題：“故年齡授命所先制者，矯正朔，換衣色，所以應天也。”【18】“矯正朔，換衣色，以順天命罷了；其余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19】前一段將改制和《年齡》聯系起來，企圖為改制尋找歷史符合法規性。但事實上《年齡》經傳都沒有這方面的記錄，因為剛才我們說過，改制是秦始皇樹立皇權專制軌制時出現的包養dcard理論問題，和歷史無關，而是在創造歷史。董仲舒是在虛晃一槍，將改制和“應天”、“順天命”聯系在了一路。
三、董仲舒和漢武帝的不相容之處
綜上所述、在漢武帝的開創性歷史事業中，董仲舒直接參與或間接有關的有四件年夜事，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可謂不少。董仲舒提出的方策，年夜都獲得了漢武帝的嘉納，其參與的事業和貢獻，也遭到了漢武帝高度評價。
可是也必須看到，董仲舒的貢獻和功績，重要集中在思惟、文明、教導和社會品德領域，和漢武帝在位五十四年中為鞏固“年夜一統”體制而創建的軌制和強權辦法，僅在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有部門重合。也就是和董仲舒有關的都是務虛的部門，在務實也即在政治、經濟、軍事、邊疆事務方面沒有什么作為。並且，董仲舒的思惟有一些方面和漢武帝以及皇權專制軌制有著不克不及相容之處。
起首是董仲舒的知識結構有偏頗。董仲舒治公羊年齡，從知識結構而言著重于歷史領域，擅長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而漢武帝卻重要是在創造新的歷史。我們了解，年齡公羊學的特點在于發揮《年齡》微言年夜義，動輒以解說《年齡》筆法對君王們誅心，以災異來攻擊時政，這些都不成能獲得當道者的歡心。董仲舒談論災異遭到懲罰，即是明證。蘇輿認為：
武帝信奉《年齡》本由平津，董生實與之殊趣。生于帝又有以言災異下吏之嫌，雖其后帝思媒介，使其門生呂步舒以《年齡》義治淮南獄，且輯用生《公羊》議，時復遣年夜臣就問政典，抑貌敬以為尊經隆儒之飾耳。【20】
蘇輿酷評了董仲舒作為年齡公羊學者的短板，和漢武帝、公孫弘他們“殊趣”，也就是從最基礎上說不是同路人。所以只能遭到概況上的尊敬，卻始終被當作外人。
其次，是董仲舒的性情不太受待見。從性情而言，董仲舒年輕時就是個書白癡，包養感情讀書“三年不窺園”，這種性情不太適合從政，有人甚至說他像個“狷者”【21】。與后來遭到漢武帝重用的公孫弘比擬，完整是兩個極端：
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年齡》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大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22】
說的是公孫弘雖然也是學習的《年齡》，但不是做學問的公羊傳而是《年齡》雜說，其為包養網dcard人處世“希世用事”，逢迎世俗，阿諛阿諛，世所罕有，所sd包養以做到皇帝三公，遭到全國學子們的擁戴和效法。而董仲舒身上的學者習氣被人敬而遠之，概況上受人尊重，卻只是一種“貌敬”。雖然廉直，卻和睦朝野風尚接軌。這樣的人遭到別人的暗害也是天然的了。公孫弘明明了解膠西王劉端“為人賊戾”、專橫囂張，卻別有效心腸推薦董仲舒相膠西王，幸虧董仲舒為人謹慎，在職期間沒有犯什么錯誤，四年后因病告辭還家，全身而退。
再就是董仲舒的思惟自己有許多和漢武帝志向的絕對皇權軌制不相容之處。他說：“授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號為皇帝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23】認為授命之君獲得統治人間的符合法規統治權，所以具有了獨一無二的權威，號稱“皇帝”；反過來也請求他們“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的話，就是將儒家倫理品德強加于天子，請求他們蒲伏在“天”的腳下，這清楚是儒家幻想化的強求，對于天子愛崇的位置、顯貴的體面和至高無上的權威來說都是難以接收的。最多只是由天子興趣來了時封禪，將天子即位的新聞告訴上天，感謝上天帶來泰平罷了。《史記·封禪書》張守節《正義》解釋曰：“此泰山上筑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20】。所以自秦始皇漢武帝以來的歷代天子對天的態度只是封禪，樹立天壇加以祭奠，卻從不將天供奉起來頂禮跪拜，更不成能“事天以孝道”了。
最后是他那有名的屈君伸天論。董仲舒說：“故屈平易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年齡》之年夜義也。”【24】“屈平易包養心得近而伸君”就是說臣平易近要絕對服從于君主，也即“君為臣綱”，這并非先秦原始儒家的思惟，而是董仲舒屈就于皇權專制軌制而發明出來的理論，可謂儒家的政治化。以此為條件講“屈君而伸天”，則是說君重要服從上天的意志，依照天道行事，也就是要專制的天子蒲伏在儒家倫理品德之下。說是假如不這樣的話，“天”就會以“災異”來給予儆戒、懲罰。對于已經被賦予絕對權威的天子而言，“屈平易近而伸君”是可以的，“屈君而伸天”是萬萬不成能的。這樣做的意圖最多只是用天意來儆戒皇權，勸諫君主不要絕對作惡罷了。
諸這般類近似于儒家圣王幻想的請求在《年齡繁露》里面還有良多，譬如“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其時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諸人，法其數而以起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歸之于仁。仁之美者在于天。”【25】一個“唯”字請求專制的天子每一個行動都合適“天道”，而什么是“天道”的解釋權卻把握在儒者那里。“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長為事，年齡冬夏皆其用也。王者亦常以愛利全國為意，以安樂一世為事，好惡喜怒而備用也。”【25】欲使天子成為“常以愛利全國為意”的謙謙正人。他在《對策一》中還說：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成任以治世，猶陰之不成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26】
王者秉承天意來職掌政事，所以應該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罰。刑不克不及任用來管理社會，就像陰不成能完成年歲一樣。執政而任用刑罰，是不順從天意，所以先王沒有肯這樣做的。對此漢宣帝卻婉言：“漢家自有軌制，本以霸霸道雜之，何如純任德教，用周政乎！”【27】表白漢朝的統治是王霸雜糅，刑德并用，不成能采取單純的德教暴政。
四、時乖命蹇的緣由剖析
有了上述三章的解讀，我們就可以開始來思慮為什么董仲舒對策有功卻沒有獲得漢武帝的重用這個歷史之謎了。
起首想指出的是，“重用”不知是個什么概念。假如非要當上三公丞相之類才算“重用”的話，董仲舒平生只當了兩次處所郡國相，當然算不上。這似乎是和同時出山的公孫弘拿來作比較，認為公孫弘當了丞相，而董仲舒沒有當上，當然可以說董仲舒沒有遭到“重用”了。但工作包養一個月價錢并沒有這么簡單。
我們這里無妨將董仲舒和公孫弘比較一番。建元元年（前140），公孫弘和董仲舒一路應招賢良文學士之時，時年六十，也沒有遭到什么“重用”。據《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公孫弘最先任的職務只是“博士”，出使匈奴，沒有什么結果，被免官。元光五年公孫弘對策遭到漢武帝的欣賞，再次出山，任博士，待詔金馬門。后又出使東北夷，遭到漢武帝的欣賞，任左內史，也就是一名處所官。到元朔二年（前125）擔任御史年夜夫，元朔三年（前126）才任丞相，此時已經86歲了。
比擬而言，董仲舒建元元年（前140）時的年齡，假如前198年至104年作為生卒年的話，是年董仲舒58歲，小公孫弘2歲。對策后立刻被外放當上了江都國相，起點不謂不高，至多高于公孫弘的“博士”。可是在董仲舒擔任江都國相期間，很快被“廢為中年夜夫”，又發生了議論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火災原告狀的事務。此事證明董仲舒在包養犯法嗎建元六年前后已經當上江都國相那樣的年夜官，只是本身不諳世事，把工作搞砸了，十分困難才保住腦袋，卻再也不敢議論災異。董仲舒再次出仕任膠西王相，應是公孫弘任丞相包養條件期間的元朔四年（前125），時董仲舒約73歲，警惕翼翼奉侍膠西國君四年后告老還鄉。作為一個犯有前科的人，侍奉的又是個“縱恣”之君，又有猜疑妒忌苛刻的丞相公孫弘虎視眈眈，他不成能再有上升空間了。
儒生年夜多陳腐空談年夜事理，而對處理具體的工作沒有什么價值，或許說沒有處理具體事務的才能或經驗。這是年齡時代諸侯對儒家學說的普通評價，也是后眾人們對儒家思惟的廣泛見解。
如上所述，漢武帝時代人才濟濟，“漢之得人，于玆為盛！”漢武帝用人形形色色，“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但是一個人才成長需求有一個過程。我們認為，漢武帝時代人才濟濟的緣由，除選才之外，善于鍛煉培養也很關鍵。作為一代雄主，深諳用人之道的漢武帝，既然要采用“儒雅”之人，當然了解儒生“迂遠而闊于工作”之通病，所以在應用時，公孫弘、董仲舒、兒寬三人都同樣地被外放到基層或外埠往磨練，這叫“州郡察吏平易近有茂材異者，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28。公孫弘、兒寬起步時“使絕國”、董仲舒外放“為相”，看來都不是偶爾的。這樣的解釋似乎比較公道一些。《漢書·循吏傳》云：
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式，平易近用繁榮，奸軌不由。時少能以化治稱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皇帝器之。仲舒數謝病往，弘、寬至三公。【29】
可見當時是董仲舒、公孫弘、兒寬并列，三人都才華橫溢，遭到了漢武帝的重視，並且董仲舒這里的排名還在公孫弘後面。只是董仲舒官吏途中遭遇波折，“數謝病往”，沒有位至三公，甚為惋惜，但這一切卻怨不得別人。
之所以這樣詳細地將董仲舒和公孫弘他們加以比較，是想說明這么幾點。
其一，董仲舒第一次任職時就被錄用為江都國相，起點很高，至多高于公孫弘，更高于兒寬。江都國原為廣陵郡之一縣，即舊吳王劉濞的領地，管轄三郡五十三城。漢景帝三年（前154）劉濞為首發動七國叛亂，掉敗后吳國被改為江都國，由漢景帝之子劉非（前168―前128）接任，即江都易王。可見江都國在當時是一個很主要的封國，且國相是天子直接派任的行政長官，把握實際包養ptt權力。而劉非在當時算是一位有才能的諸侯，雖然驕橫，對董仲舒卻是敬佩有加。
其二，作為“儒雅”級別的人才，董仲舒不成能一個步驟登天、乘直升飛機直接就職丞相三公之類。從公孫弘的履歷來看，要被拔擢為丞相，遭到所謂“重用”，在那個時代必須要有外出使邊疆，內擔任朝廷權要，下擔任處所官員的履歷，最后才幹上升頂層。兒寬也是一個階梯一個階梯慢慢升上往的。只要董仲舒中途而廢，遭遇波折。
其三，董仲舒擔任江都國相也是主要的經歷，假如沒有那場議論災異的風波，說不定也會遭到選拔。而我們後面已經提到過，董仲舒在性情和知識結構上有包養價格ptt著必定的後天缺點，再加上一出仕就犯了隨意議論災異的錯誤，保住腦袋已經謝天謝地了，這也算是運氣或官運欠安吧。這樣也就不難懂得為何暮年回家教書著書的董仲舒，雖未被重用，但武帝在進行嚴重決策時一向派朝臣前去征求他的意見這件事。董仲舒一開始是被當作“儒雅”人才加以登用的，雖然途中出了妄議災異的錯誤，但畢竟還是有真才實學的。後面已經說過，與董仲舒比擬，同樣研討年齡學的公孫弘在學術造詣上就不如董仲舒。董仲舒的著何為多，是當時最著名的學者，不單獻上《賢良對策》，還有《漢書·五行志》記錄的《年齡陰陽》載進史冊，更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可認為就是《年齡繁露》）一書傳世，在法令方面也是專家，撰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漢書·藝文志》），善于“《年齡》決獄”。
總而言之，在漢武帝眼前，董仲舒先只是“百端之學”中的一介儒生，在漢武帝的號召下成為了眾多獻策進言者之一，后因獻策獲得漢武帝的欣賞而進進了體制之中，當了一名儒臣。在董仲舒與漢武帝的關系中，漢武帝是主導，董仲舒是附屬，甚至可以說是刀俎魚肉關系。董仲舒在對策和著作中為漢武帝設計和供給了君權天授、天道化綱常倫理和儒者治國的計劃、藍圖，企圖將漢武帝指向的“年夜一統”體制神圣化、系統包養網比較化、恒久化。這是他在體制眼前的主動選擇，是儒家“學而優則仕”人生價值的最年夜實現。至于他個人的命運，在他奉侍的軌制中沒有任何自我擺佈的余地。
注釋
1 參見王永祥：《董仲舒評傳》，南京：南京年夜學出書社，1995年，第60頁。
2 蘇輿：《年齡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270頁。
3 夏曾佑：《中國現代史》第十九節《武帝儒術之治》，石家莊：河北教導出書社，2003年。
4《漢書》卷八十八《儒林傳》，鄭州：中州古籍出書社，1991年，第1171頁。
5《漢書》卷四《文帝紀》，第602,603頁。
6《漢書》卷六《武帝紀》，第607頁。
7《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9頁。
8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5,994,995,995,995頁。
9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6,997,997,998頁。
10 關于“天”和儒家倫理品德一體化的理論，參見拙著：《董仲舒思惟研討》之《天道篇》，臺北：文津出書社，2008年，第64頁。
11董仲舒：《觀德》，《年齡繁露義證》，第412頁。
12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7,998,999頁。
13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608頁。
14黃留珠：《秦漢仕進軌制》，西安：東南年夜學出書社，2006年，第141頁。
15 《漢書》卷二十五上《郊祭志》，第790,790頁。
16 《史記·秦始皇本紀》，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37-238頁
17 董仲舒：《三代改制質文》，《年齡繁露義證》，第185頁。
18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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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8頁。
20 蘇輿：《自序》，《年齡繁露義證》，第1頁。
21 李威熊：《董仲舒與西漢學術》，臺北：文史出書社，1978年，第5頁。
22 《史記·儒林列傳》，第841頁。
23 董仲舒：《深察名號》，《年齡繁露義證》，第286頁。
24 《史記·封禪書》，第1355頁。
25董仲舒：《玉杯》，《年齡繁露義證》，第32頁。
26 董仲舒：《霸道通三》，《年齡繁露義證》，第329,330頁。
27 《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第995頁。
28 《漢書》卷九《元帝紀》，第624頁。
29 《漢書》卷六《武帝紀》，第613頁。
30 《漢書》卷八十九《循吏傳》，第1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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